阿来：在差异中寻找人类共同性｜系列访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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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阿来《瞻对》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。在这这次访谈中，阿来回答了外界对此书定位的一些疑问，坦言自己并不以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自翊，“我并不是要写一本书去吸引别人，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吸引我，我因为这种吸引，要把它写成一本书。”
记者：《瞻对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写作，你大体上还是以小说家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历史，并对此做出自己独到的理解与阐释。《瞻对》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，意味着它被主办方归入长篇历史散文之列。
阿来：我一向认为，题材的命名也好，归类也好，为的只是提供讨论文学的方便，它不应该对作家的写作造成什么样特别的影响。作家无非是想把拿到的材料，以最为直接的方式，很好地表达出来，无非是想怎么样去挖掘其中蕴含的东西，怎么样让我的表达更有力量。
记者：《瞻对》既是历史的写作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地方志的写作，瞻对只是一个民风强悍的部落，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并不是一个特别起眼的地方。这让我想到你的感慨，现代人看似对天下大势无所不知，于自己置身的那么一小块地方却一无所知。
阿来：我们看中国文学，总体上是宏观叙事多。而你宏观了，就难免空洞，也特别容易滑到意识形态的，特别是官方的俗套里去。而且一旦你宏观了，你使用一些材料，也特别会有局限。对我来说，我想可能是源于一个小说家的训练吧，我习惯从一个小的东西，来见到一个大的东西，即便是我写的历史题材，我回应的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关切，我也是这样做的，没有什么例外。
记者：社会关切可能是当下作家比较欠缺的，现在多的是个人化叙事。
阿来：我觉得今天的文学要有生命力，作家还是得有那么一点点勇气，去直面那些社会关切。
记者：读《瞻对》能读到一种像看纪录片式的记事感。因为你要引用很多史料，而这些史料年代久远，加之涉及西藏话题，一些专有名词也需要解释，所以你每引用一些史料，都会像个报幕人似的出来做“旁白”，而正是在你的讲解中，历史照进了现实，有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感。
阿来：对。我希望有这样的间离感。像这样的题材，我也不希望读者有太强的代入感，不像我写一个长篇，要把读者给带进来。比如我引用的史料里，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文言文，我就考虑过很长时间，是不是要把它们给翻译出来，后来觉得我只能做一些恰当的注释，这样可信度会更高一些。
记者：你曾说到，大部分知识分子只能说是典型的汉族知识分子，而不能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，因为他们除了汉族和国外的知识，并不具备其他民族的知识。
阿来：事实往往是这样，对于各自的民族归属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充分的认识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，大家需要沟通、交流、融合，就得超越单一民族的认知。所以要有改变，这只能是慢慢来吧，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改变吧。
记者：实际上，你也谈到这种少数民族内视角的写作，对“多数民族”对“少数民族”的“东方主义”的想象，是一种有力的抵抗，同时也会面临一个风险，那就是可能无法得到以汉族为主的绝大多数的认同，从而在这绝大多数中失去自己的市场。
阿来：现在很多作家，他们任何一个东西的提出，背后都有很多的算计，他们的写作，是要说给特定的谁谁谁听的，我没有这样的权衡，我就说给整个社会听的。我希望，知识分子表达意见，是要确确实实为社会好，我的这个主观愿望很强烈。德国古典哲学里讲真、善、美，文艺抵达的方向是真，形式是美，动机是善。那什么是善呢，不是说你在作品里就要宣扬善。而是不管你写什么东西，你的动机都要是善的。我相信你心里有这种诚恳的时候，人家是能体会到的。第二个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也绝不以少数民族作家自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少数民族作家，常常会原谅自己写得差一点。
记者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，自己不是在用他们擅长的本民族的语言创作。他们也放低了自己写作的坐标，只是在同一民族的作家里比较。
阿来：我们是多民族国家，汉语也不只是汉族的语言，它是一种大家共用的官方的语言。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母语不是这个语言，就原谅自己，就应该比母语是这样语言的人写得差一些呢？
我相信，你一定要把别的语言当中的经验带到汉语表达里来。我们研究汉语，你看佛经翻译前后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前后，有着怎么样的不同。佛经的翻译，不只是带来了一些新的词汇，它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意味。佛经翻译引入了“世界”这个词，过去汉语里，是没有这个词的，我们讲的是“天地”，那么在佛经里，“世”指的人世，就有了很强的哲学意味。
记者：从《尘埃落定》到《瞻对》，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很大的变化，《瞻对》更是一个大的转折。有评论认为，你真正适合写的不是“历史”而是“传说”。实际上对这个问题，你是有写作的自觉的。
阿来：我想说的是关于想象与虚构的问题，可以说所有的民间传说，都有历史事实的成分，但在传说当中，它就要把这个事实变得更动人，更吸引人，就要在如何让它更曲折，更生动，更新颖上下功夫，虽然这些传说，都不是职业作家的写作，而传说就是要把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，变成有越来越多虚构成分的故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确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就是从事实到虚构，它是怎么样从事实开始，又离开事实，在新的文本建构中，它加入了哪些因素，又使用了哪些手段。而传说的文本不断在发生变化，你在不同的人身上，会听到不同的叙述。这些叙事大致一致，也小有变动。你把这些不同的文本，做互相比较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研究那些经过多次修改的手稿，会从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实际上，生活当中，你只要愿意留心的话，你就能听到很多这样的东西，只是我们很少从叙事学的角度去想，为什么我们会听到那么多不同的版本？
有两种作家，一种愿意在不同的方向上不断去做尝试，另一种一旦找到了被学术界，被市场认可的模式，就再也不敢离开这个模式。我觉得一个真正有艺术冲动的人，他可能不会那样一成不变来对待文学。对我来说，我并不是要写一本书去吸引别人，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吸引我，我因为这种吸引，要把它写成一本书。
记者：你的写作不断改变的是题材，包括处理题材的方式，叙述的视角，等等。而你的叙述人，还有那种叙述语调却是比较稳定的。
阿来：其实这些叙述人，也就是讲故事的人，说白了都是我。
记者：从他们身上，实际上是很能见出你的性情的。
阿来：大概是我经历过一个小小的危机吧。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，一直写到三十岁，1989年，也是特别巧，我一下子出了两部处女作，一部小说集，一部诗集。早先我都只是在一些杂志上，比如《上海文学》《萌芽》上发表作品。那时我跟现在大多数人写作一样，处于一个为写作而写作的状态。这两部书出版后，很多人就觉得我写出来了，我却反而特别恐慌。我问自己，是不是这一辈子就这样写下去了？
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可以说，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我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文学提供了一个自我教育和提升的空间，我没上过作家班，我自己教自己。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，甚至出去旅游，都跟我眼下在考虑的问题有关，我很少是纯粹去玩。今年我去了印度、巴基斯坦，去年去了斯里兰卡，今年还去了白俄罗斯，这些年也去了塞尔维亚，你会发现我去的这些国家，都是与种族、宗教冲突有关。因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就想看看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。
记者：也就是说你是带着问题去旅行和写作的。但在你的作品里，很少看到有什么解不开的疑惑，或者说你很少在作品里呈现自己的疑惑。
阿来：因为我相信社会会进步，人类在进步，这进步的过程，就是新的东西不断出现，旧的东西不断被遗弃的过程。我们中国人真正要保留的，并不是那些旧的东西，而是传统思想里一些合理的精神或价值观，这其中甚至不包括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，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要变的。我们还要保留那些，自《诗经》，自《格萨尔王》以来好的，那种东方式的情感。有些东西它消失，你就让它消失呗，我们要思考的是，要怎么吸收那些合理的东西。现在没有人像写《诗经》那样写诗吧，但有些好诗，就保留了《诗经》里有的那种情感、那种韵味。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。
记者：如果做一点回溯，就会发现你的写作相对偏重于历史与传说。就《瞻对》这部非虚构作品而言，我想最考验你的是，要写出那种生动的在场感，并且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在场感。
阿来：所谓在场，就得看有没有现实感吧，我们国家向来有以史为镜的写作传统，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讲的就是借古鉴今，我觉得这种史学观是对的，我们知道历史怎么样，我们再来想，今天该怎么做？当然这一切，都是基于当下的现实感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所谓在场不在场，说到底指的是，你的意识是不是在场。
记者：“藏族作家”可以说是贴在你身上的标识，这是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太过独特了，也因为独特而更显神秘。
阿来：这就是要特别警惕的。因为“少数民族”的身份被认定以后，就容易受到这种既定模式的影响，你的写作会自觉不自觉地偏离自己，会为了获得“多数”的承认，去迎合别人的想象，从而扭曲自己的写作。在我这里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
我不是什么代言人，每个人的精神诉求和物质诉求千差万别，我怎么能代表得了别人？我的作品也不可能代表藏族人的全部。我只是努力试着让大家通过我的作品慢慢地走进西藏，让别人可以读懂藏族人的眼神。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代言人，但是我愿意写西藏的题材。
记者：你不同题材的作品，尤其是几部长篇小说都被认为是史诗。在史诗渐行渐远的小时代里，你是怎么理解史诗的？
阿来：史诗是中国人的一个病。中国文坛总是在设计一些个问题，拿这些问题来自己困扰自己，一会儿说我们没有这个东西，一会儿说我们没有那个东西。其实每一个作家，都有自己的写作路径，他会沿着这个路径，把自己的写作慢慢推进。但你还慢不得，他们会替你着急，他们觉得你的写作应该有更大的空间，其实你缺的哪是什么空间，你缺的是阐述的能力、表达的能力。你要做的是找到这种能力。所以，对于文坛的那些争论，我是不大回应的，我也不觉得文学有那么多值得大家焦虑的问题，我只知道写一个小说，该怎么把它写好，该怎么把它内里的那种情感的深度给写出来。
记者：你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《蘑菇圈》，也被称为“一部优美的藏文化小史诗”。
阿来：那是人家说的，我不管。围绕西藏的植物，我会写一组小说，我把植物当成一种文化来写，因为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那里，开花结果，它同时和人发生关系，被人利用，被人观赏，你把这些方面发掘出来，它就是一种文化。而且植物会把你带入它们自己的世界，它们生命的秘密世界，那是一个美的世界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，有着深厚文化意味的世界。
记者：或者说是一个被忽视和遗忘的现实世界。你作为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，更多的却是给西藏祛魅。
阿来：写西藏，你把它写得很神秘，就是在标榜它的与众不同。但在我的文学观念里，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的，而是在差异当中寻找人类的共同性。因为比起人类的共同性来讲，文化的差异，生活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，在生存命题面前，人类的共同性，也远远大于差异性。所以，我们要多讲讲文化共同性。
记者：你曾说，文学对你而言有着更本源、更真切的意义，这意义指的什么？在今后的写作中，你还有怎样的文学追寻？
阿来：我说的这个意义，你可以这样来问，我们现在的文学，是不是太有点儿为文学而文学了？你有没有真正想过文学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？我想，对这个问题，大家有很多解释，那你自己最真切的认识是什么？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？我前面也说过，文学让我成了另一个我，我想是一个更好的我，它给我提供了一个自我教育和提升的空间。要说以后的写作，我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吧。有个新长篇写了一点，然后是写了两个中篇，最主要的精力，还是放在写种族、宗教有关的系列文章里面。所以我写什么东西并不在意是什么题材。相比那种要实地考察、要做史料研究的写作，写小说倒是相对容易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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